《说文》：“史，记事者也。”

　　有国史，有野史。国史载累朝实录，赡而不秽，详而有体，尚矣。野史记委巷贤奸，山林伏莽，自汉唐以来代有其书，大抵皆朽腐之谈，荒唐之说居多。求其一二标新领异，据实敷陈，堪与国史相表里者，吾则重有取于黄子之《岭南逸史》云。

　　夫文章之道，贵乎变化。变则生，生则常新而可久。《逸史》者，离奇怪变，盖不知其几千万状也。即女子也，而英雄，而忠孝，而侠义，而雄谈惊座，智计绝人，奇变不穷，抑亦新之至焉者乎？且予尝南游永安矣，见夫一门三孝坊石，犹岿然存也。西至罗旁，过九星岩，击石鼓，渊渊有声；登锦石，诵屈子铭，其所表见皆不虚。夫岂无《幽明录》、《搜神记》诙谐诡怪足动观听者？然而不近人情，莫能征信，识者笑之。安所得如《逸史》者之千变万化而复无事荒唐也！使其付之梨枣，传之其人，知必有以吾言为不谬者。故序之。

　　时乾隆甲寅之蒲月五日，西园老人题于双溪之草堂。

　　花溪逸士者，余叔也。穷居武陵山中，孟夏日长，振笔作《岭南逸史》。越数月而成，以示余，且嘱序焉，余拜而受之。始余与逸士，数同塾，年俱少，负意气，以举子业为急急。当是时，二人者，风雨鸡窗，昏黄月旦。广搜纵取，互为吐纳，以相砥砺，极日夜而不休。既屡见黜于有司，卒以自困。而乃搜罗今古，旁究百家，举凡忠孝贞廉、文人女子，与夫人心风俗之邪正，山川形胜之怪特，莫不参互而详考之。嗟呼！此《逸史》之所为作也。

　　夫史者，所以补经之所未及也，而逸史者，又所以补正史之所未及也。经为圣人手订，亘万古而不易。史则自左氏班马以外，不少概见。虽以韩子之贤，犹辞不就职，盖亦有难言者乎？逸史者，固无史官拘挛之责，而乐得行其游放不羁之气，以成就其逸也。然独眷眷于粤何哉？逸士已不为用，思有以自见。粤为灵奥之区，山海甲于天下，耳目之所常经，谱乘之所备载。而罗旁、水安间，瑶壮纷沓，事迹较多荒略，故三致意焉。于是编其简次，成如千卷，始明神宗，迄于某年，而自署其上曰《岭南逸史》云。

　　今日者，余年凡四十矣，家故贫，且好游，回首蘧庐，碌碌无可称道。以视逸士之阐微显幽，褒贬予夺，托之裨官以垂不朽，其为人之同不同何如耶！逸士诗文甚富，尝苦知音者鲜。无事乃旁游其意，涉笔是史，然以质之海内而好古之士。览其布局、运法、立意、命词，波诡云谲，结构精严，以补正史所弗及，惩劝善恶于将来，亦可恍惚以见其一斑也夫。

　　时乾隆癸丑中秋，月醉园狂客谨志。

　　《逸史》者何？花溪逸士所著也。花溪逸士者何？余之友耐庵也。其曰岭南者何？详其地也。盖凡士之蕴其所有，而不得施于世者，多喜自奋于予夺功罪之中。见夫善恶颠倒、美刺混淆，致使奸豪得借以为资而起，而愤时嫉俗，往往寓其褒贬。然则，非史之必出于逸，殆因逸而始托于史，故孔子作《春秋》、司马作《史记》，此其尤大彰明较著者也。

　　逸士自少寝食于古，穷奇索隐，上窥姚姒，下逮百家，与夫所历山川之险怪，治乱之兴衰，靡弗博闻强记，以自得于风雨晦明之外。其发为文章，豪宕自雄，勃勃有奇气，知所凭借其厚。比虽见抑有司，困厄闾里，犹肆搜罗，为书之癖，郁其所蓄，思征试其才，遂取水安、罗旁遗事，综其始终而予夺之，若者宜劝，若者宜惩，而《逸史》于是乎以成。

　　嗟乎！使其得用于朝廷，而其才岂不足以颠倒天下士欤！奈何长自寤叹，而为逸者之史？徒以彰善瘅恶之惩，权托诸空言以自见。惜哉！虽然，夫人之相与，俯仰一世，面目异形，穷达殊致。而能取诸怀抱，吐其蓄积，微而显，臧而达，俾贤者熏而善良，不肖者姓名畏知，可以少补麟经汉史者，抑亦圣人之徒也。又何必印累绶若，而始成其不朽之良史哉！

　　呜呼，逸士亦人杰也哉！

　　岁在甲寅蒲月中浣，琢斋友人张器也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