李文忠之督畿辅也，凡有造船购械之举，政府必多方阻挠。或再四请，仅十准一二，动辄以帑绌为言。其甚者，或且谓文忠受外人愚，重价购窳败之船械而不之察。故文忠致刘丹庭书有云：“弟之地位似唐之使相，然无使相之权，亦徒唤奈何而已。”按其实，则政府齮龁之者非他人，即翁同龢也。同龢本不慊于文忠，因乃兄同书抚皖时，纵苗沛霖仇杀寿州孙家泰全家，同书督师，近在咫尺，熟视无睹。及为人参劾，上命查办，文忠时为编修，实与有力焉。然亦公事公办，并非私见也。同书由是革职遣戍。

　　同治改元，始遇赦归而卒。然同龢因此恨文忠矣。使非文忠有大功于国，使非恭王知人善任，恐亦将以罪同书者罗织而罪文忠矣。所以光绪初年，北洋治海陆军，皆文忠竭力罗掘而为之。及甲午之败，文忠有所借口，而政府犹不悟也。当时朝士无不右翁而左李，无不以李为浪费，动辄以“可使制挺挞秦楚之坚甲利兵”为言。顽固乖谬，不达时务，众口一词，亦不可解。至因优伶杨三之死而为联语云：“杨三已死无苏丑，李二先生是汉奸。”昌言无忌，不辨是非如此。所以梁鼎芬以劾文忠革职，同年故旧皆以为荣，演剧开筵，公饯其行，至比之杨忠愍之参严嵩。其无意识之举动，真堪发笑。

　　可见当时朝士之昧于时局，绝无开通思想也。甲午之役，文忠已许给小村寿太郎银百万，令其退兵。小村已允。及小村入京，文忠不料其觐见时，对上言之，上大怒。翁又怂恿谓文忠卖国。

　　附翁者又谓日本小国何足畏，翁听门生故旧言，一意主战。台湾之割，二万万兵费之赔，皆翁一人之力也。文忠愤激时对人曰：“小钱不花要花大钱，我亦无法。”呜呼！自古大将尽忠报国，未有不尝为群小所忌者，文忠犹幸不为岳忠武第二也。